门与墙:一种合作的而非分离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人类学需要走出一种围墙的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知识相互间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文化分离观念的自然养成,由此而要去反思曾经社区的、区域的以及模式的文化研究之缺陷和不足。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观念之间不会因为围墙和大门关闭而不发生沟通。人类学未来的希望则在于一种跨出边界的合作人类学的成长。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传统农业乡镇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以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功能和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已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推进机制做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在这方面，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借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模式为研究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翻译实业的伦理诉求

翻译实业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赢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巨大的挑战：市场竞争压力、主体合作不力和管理运行机制滞后。与此同时，蕴含在三大挑战中的伦理诉求也日益彰显。因此，以市场伦理、译者伦理和服务伦理三种伦理构建的伦理体系成为翻译实业自身健康、合理、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构建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微博平台的思考

微博作为新媒体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已经渗透到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教育载体的属性已然显现。然而，目前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微博平台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办高校应充分认识构建学生党建微博平台的必要性，探索其可行性路径，思考其深层次问题，不断提高学生党建平台建设的现代化水平。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信息技术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本文从信息时代的来临入手,分析了信息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最后,思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何应对信息的挑战。     

林少华双重身份间的互动

林少华既是一名翻译家,又是一名作家。两种身份之间的互动频繁默契,其翻译与创作共用一套思维方式,文学观、文学翻译观、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套循环系统。文学观、文学创作在先,对翻译观、翻译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翻译实践影响文学创作的主题倾向,文学创作再进一步巩固并强化文学观,文学观继而影响翻译观,如此循环反复。     

网络标点符号使用现状探析

网络空间形式开放、 内容博杂, 网络语言中标点符号出现随意减省、 泛化使用、 错位使用、 乱用变体等现象,同时也呈现功能扩展、 超出标准、 空格替代以及与其他标示符号搭配使用的新变化、 新发展. 网络标点符号的现状与网络文化特征有密切关系, 使用者应把握网络标点符号的使用原则和特性.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Nonprofit Board Performance

There is an increased awarenes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boards (good governance)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but by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as well. These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might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ublic and nonprofit governance, where the role of the board is more diffuse and heterogeneous tha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ere we investigate how social dynamics within board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fluence their performance. We follow a concise model that includes cognitive conflict, the use of expertise, effort norms, and social cohesion as determinants of board task performance. A survey among all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Netherlands serves as the empirical underpinning for this process‐oriented model of good governance. We show that the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control task and advice task of boards. Also, we find that cognitive conflicts in supervisory boards do not lead to less but rather to more social cohesion within boards.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we suggest a revised model of the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nonprofit board performance.